千古一帝秦始皇：功过交织的传奇人生

少年磨难：从质子到秦王

秦始皇嬴政，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，其早年的经历充满了坎坷与艰辛。公元前 259 年，嬴政出生于赵国邯郸，彼时他的父亲异人，作为秦国的质子被困在赵国。质子，在那个时代是各国政治博弈中的特殊棋子，他们的命运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嬴政的童年，便是在这样充满敌意与不安的环境中度过的。

当时秦赵两国关系紧张，时常爆发战争，嬴政一家在赵国的处境极为艰难。他们不仅要忍受生活的困苦，还要时刻面临生命危险。赵国百姓对秦国的仇恨，使得嬴政和他的家人成为了众矢之的，嬴政在赵国受尽了欺凌和侮辱 ，这段屈辱的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，也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。

公元前 251 年，命运出现了转机。秦昭襄王去世，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，异人被立为太子。赵国为了缓和与秦国的关系，将嬴政母子送回秦国。9 岁的嬴政终于踏上了秦国的土地，结束了他在赵国的苦难生活。然而，回到秦国的嬴政并没有立刻迎来安稳的日子。公元前 247 年，秦庄襄王（异人）去世，年仅 13 岁的嬴政继承了秦王之位 。由于他年幼，朝政大权落入了吕不韦和赵太后手中。

吕不韦，这位曾经帮助异人登上王位的大商人，此时权倾朝野，被尊为 “仲父”。他不仅掌控着秦国的政治，还与赵太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而赵太后，在秦庄襄王去世后，与吕不韦旧情复燃，甚至与嫪毐私通，生下两个儿子。这一系列混乱的宫廷关系，让嬴政在宫中的处境十分尴尬，他虽为秦王，却处处受到掣肘，无法真正行使权力。

但嬴政并没有被这些困境打倒，他在困境中默默蛰伏，等待着时机。他深知，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，不能轻易与吕不韦和赵太后等人发生冲突，否则将危及自己的王位。于是，他一边努力学习治国理政的知识，一边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，等待着亲政的那一天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正在悄然酝酿。

政治革新：开创帝制与中央集权

公元前 221 年，秦始皇嬴政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，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—— 秦朝。统一六国后，秦始皇面临着如何有效统治这个庞大国家的难题。他深知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，于是，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政治改革在他的主导下展开。

秦始皇首创了皇帝制度，他认为自己 “德兼三皇，功过五帝”，于是将 “皇” 与 “帝” 结合，自称 “始皇帝”，并规定后世子孙依次称二世、三世乃至万世皇帝 。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集行政、军事、经济等大权于一身，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。为了彰显皇帝的权威，秦始皇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，如皇帝自称 “朕”，其命令称 “制” 或 “诏” 等。从此，皇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，贯穿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。

在中央，秦始皇实行三公九卿制。三公包括丞相、太尉和御史大夫。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，是百官之首；太尉掌管军事，但平时没有军权，战时需听从皇帝命令并持皇帝符节才能调动军队；御史大夫则负责监察百官，辅佐丞相处理政务，同时掌管图籍、奏章等事务 。三公之间互不统属，直接对皇帝负责，这样的设置使得权力分散，相互制衡，最终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。九卿则是分掌具体政务的九个部门长官，如奉常掌管宗庙礼仪，郎中令负责宫殿警卫，卫尉掌管宫门警卫，太仆管理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，廷尉主管司法审判，典客负责外交和民族事务，宗正掌管皇族、宗室事务，治粟内史主管国家财政收支，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泽之税及官府手工业等 。三公九卿制的建立，标志着秦朝中央官僚机构的完善，为国家的有效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。

在地方行政制度上，秦始皇果断废除了分封制，全面推行郡县制。他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（后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），郡下设县。郡守和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，不得世袭。郡县制的实施，使得中央政府能够直接控制地方，加强了中央集权，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，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这一制度也成为后世封建王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模式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《藏书》中对秦始皇的评价：“始皇帝，自是千古一帝也。” 秦始皇的这些政治革新，构建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统治体系，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。

统一大业：结束乱世的雄图霸业

秦始皇嬴政的统一大业，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那个战火纷飞、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，实现华夏大地的统一，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，而嬴政凭借着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果断的决策，将这一梦想变为了现实。

嬴政亲政后，便将统一六国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。他深知，实现统一并非一蹴而就，需要制定周密的战略计划。此时，尉缭和李斯提出的 “远交近攻” 策略，得到了嬴政的高度认可。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，与远方的国家交好，避免树敌过多，集中力量攻打邻近的国家，逐步蚕食六国的领土。

公元前 230 年，秦国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，第一个目标便是韩国。韩国地处中原，是秦国东进的首要障碍，但其国力在六国中较为弱小，且地理位置不佳，被秦国、魏国、楚国等国包围，发展空间受限。秦国派内史腾率军进攻韩国，韩军毫无抵抗之力，秦军迅速攻克韩国都城新郑，俘虏韩王韩安，韩国灭亡。秦国在韩地设置颍川郡，将其纳入秦国版图。

灭掉韩国后，秦国将矛头指向了赵国。赵国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强国，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，曾与秦国多次交锋，互有胜负。公元前 229 年，秦国趁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饥荒之机，派王翦率领大军进攻赵国。赵国名将李牧率领赵军顽强抵抗，双方陷入僵持。然而，秦国深知李牧是赵国的中流砥柱，于是采用反间计，贿赂赵国权臣郭开，让他在赵王面前诬陷李牧谋反。赵王昏庸，听信了郭开的谗言，派人取代李牧。李牧为了赵国的安危，拒绝交出兵权，最终被赵王杀害。李牧一死，赵国军队军心大乱，秦军如入无人之境，迅速攻破赵国都城邯郸，俘虏赵王迁，赵国灭亡。公子嘉逃到代地，自立为代王，继续抵抗秦军，但已无力回天。

公元前 225 年，秦将王贲率军进攻魏国。魏国都城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城高池深，防守严密，秦军强攻难以奏效。王贲于是引黄河、鸿沟之水灌城，大梁城被洪水浸泡，城墙崩塌，魏王假无奈投降，魏国灭亡。秦国在魏地设立砀郡等郡县，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控制。

楚国是南方大国，地域辽阔，人口众多，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。公元前 224 年，秦始皇嬴政召集众将商议灭楚之事。年轻将领李信认为只需二十万大军便可灭楚，而老将王翦则坚持需要六十万大军。嬴政认为王翦年老胆怯，便派李信和蒙恬率领二十万秦军进攻楚国。楚军在名将项燕的率领下，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，大败秦军。李信率领残军狼狈逃窜，秦始皇嬴政得知后，大为震怒。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楚国的实力，于是亲自前往王翦家中，向王翦道歉，并请他出山。王翦率领六十万秦军再次进攻楚国，楚军倾巢而出，与秦军对峙。王翦深知楚军士气高昂，正面交锋难以取胜，于是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，深沟高垒，拒不出战。楚军多次挑战，秦军都不予理睬。时间一长，楚军士气逐渐低落，开始松懈。王翦见时机成熟，下令秦军全线出击，楚军猝不及防，被秦军打得大败。项燕在兵败后自杀，秦军乘胜追击，攻占楚都寿春，俘虏楚王负刍，楚国灭亡。

燕国位于北方，实力相对较弱，但太子丹为了挽救燕国的命运，策划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 —— 荆轲刺秦王。公元前 227 年，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前往秦国，试图刺杀嬴政。然而，刺杀行动最终失败，荆轲被杀。嬴政大怒，立即派王翦率军攻打燕国。秦军在易水之西大败燕军，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往辽东。公元前 222 年，秦将王贲进军辽东，俘虏燕王喜，燕国灭亡。

公元前 221 年，当其他五国纷纷灭亡后，齐国成为了秦国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个障碍。齐国在战国时期一直偏安东方，经济发达，军事力量也不弱。但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，齐国采取了 “事秦谨” 的政策，对其他五国的灭亡坐视不管，企图保存自己。当秦国灭掉五国后，齐国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秦将王贲率领秦军从燕国南下，直逼齐国都城临淄。齐王建惊慌失措，在秦国的诱降下，不战而降，齐国灭亡。

秦始皇嬴政从公元前 230 年开始，到公元前 221 年结束，仅仅用了十年时间，就先后灭掉了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，结束了自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诸侯割据混战局面，实现了华夏大地的统一。这一壮举，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，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统一六国后，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—— 秦朝。他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，如统一文字、度量衡、货币等，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。同时，秦朝的统一也为中国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，使得华夏民族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。此后，统一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，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中国也曾经历过短暂的分裂时期，但统一始终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说：“始皇帝，自是千古一帝也。”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，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，为后世所铭记。

经济变革：统一货币与度量衡
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秦始皇在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后，深知经济的统一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。于是，他果断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措施，其中统一货币与度量衡成为了秦朝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。

战国时期，各国货币形制、重量、大小各不相同，齐国使用刀币，形似大刀，造型独特；赵国的布币，形状像铲子；楚国则流行蚁鼻钱，小巧且形状怪异 。这种混乱的货币状况，严重阻碍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往来。想象一下，当一个商人从齐国前往赵国做生意，他需要携带大量不同种类的货币，还要在交易时进行复杂的换算，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，还容易引发纠纷。

公元前 221 年，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旧币，统一使用秦国的圆形方孔半两钱。这种货币外圆内方，寓意着天圆地方，造型简洁大方，便于携带和使用。半两钱的重量和形制都有严格的标准，每枚钱币重半两，即十二铢，这使得货币在流通中有了统一的价值尺度。统一货币后，全国各地的商业交易变得更加便捷高效，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。正如司马迁在《史记・平准书》中所说：“及至秦，中一国之币为二等，黄金以溢名，为上币；铜钱识曰半两，重如其文，为下币。而珠玉、龟贝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，不为币。” 这一举措不仅消除了货币兑换的障碍，还加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，为秦朝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与统一货币同样重要的是，秦始皇对度量衡的统一。在战国时期，各国的度量衡标准差异巨大，长度单位方面，秦国的一尺与赵国的一尺长度不同；容量单位上，齐国的一升与楚国的一升也大相径庭；重量单位更是混乱不堪 。这种混乱的度量衡制度，给国家的税收、工程建设以及商业贸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例如，在征收赋税时，由于各地度量衡标准不一，导致税收难以准确计算，容易引发百姓的不满和社会的不稳定。
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秦始皇以秦国原有的度量衡为基础，制定了统一的度量衡标准。他规定了度（长度）、量（容量）、衡（重量）的单位及其进位制度 。度的单位有寸、尺、丈、引，十寸为一尺，十尺为一丈，十丈为一引；量的单位有合、升、斗、桶（斛），十合为一升，十升为一斗，十斗为一桶（斛）；衡制规定铢、两、斤、钧、石，二十四铢为一两，十六两为一斤，三十斤为一钧，四钧为一石 。同时，秦朝政府还制作了大量统一的度量衡器具，颁发到全国各地，作为标准器供人们使用。为了保证度量衡的准确统一，秦始皇还制定了严格的法律，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。

统一度量衡的实施，使得全国的经济活动有了统一的标准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公平进行和经济的有序发展。它不仅方便了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税收征收，还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。例如，在工程建设中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确保了建筑材料的规格一致，提高了工程质量和效率。在商业贸易中，买卖双方能够更加准确地计量商品的数量和重量，避免了因度量衡差异而产生的纠纷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。

此外，秦始皇还大力发展交通事业，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、直道等交通干道 。驰道宽阔平坦，路面用铁锤夯实，两旁种植着青松，每隔一定距离还设有驿站，供行人休息和换乘马匹。直道则是为了加强对北方边疆的控制而修建的，它从咸阳直达九原郡，大大缩短了两地之间的行程。这些交通设施的建设，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，促进了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使得物资能够更加顺畅地流通，进一步推动了秦朝经济的发展。

秦始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的举措，是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伟大决策。它不仅促进了秦朝经济的繁荣，还对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些统一的标准和制度，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，贯穿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，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

文化举措：书同文与思想管控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在文化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举措，其中 “书同文” 与思想管控政策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国文字差异显著，虽同属汉字体系，但在字形、结构和书写风格上大相径庭 。这种文字的多样性，严重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。一个秦国的学子若前往齐国求学，可能会发现齐国的书籍如同天书，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。同样，官府发布的政令，在不同地区可能会因为文字的差异而被误解，这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治理极为不利。

公元前 221 年，秦始皇果断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，推行 “书同文” 政策。他下令以秦国的小篆为标准字体，统一全国文字 。李斯亲自编写了《仓颉篇》，作为规范文字的范本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。小篆的笔画规整、线条流畅，结构对称均衡，与之前的文字相比，具有更高的规范性和统一性。为了确保 “书同文” 政策的顺利实施，秦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一方面，在官方文书、刻石、权量诏铭等方面，统一使用小篆书写 。秦始皇东巡时所立的泰山刻石、琅琊刻石等，均采用小篆字体，这些刻石不仅是秦始皇宣扬功绩的载体，也是推广小篆的重要范例。另一方面，加强对教育的控制，将小篆作为学童识字、学书的规范课本，在全国的学校中普及。

“书同文” 政策的实施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，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通过统一的文字进行沟通和交流，打破了文化隔阂，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。统一的文字也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便利，使得经典著作能够更广泛地传播，为后世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正如唐代学者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所说：“小篆者，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。增损大篆，异同籀文，谓之小篆，亦曰秦篆。斯虽草创，遂造其极。”“书同文” 政策对中国文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它规范了汉字的字形和结构，为后世汉字的演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，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。

然而，秦始皇在文化领域的举措并非只有 “书同文” 这一积极的一面。为了加强思想控制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，他还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—— 焚书坑儒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秦始皇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公元前 213 年，在咸阳宫的一场宴会上，博士淳于越提出恢复分封制的建议，他认为秦始皇应该封子弟功臣，以确保朝廷的稳定。这一观点与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产生了激烈冲突。丞相李斯坚决反对淳于越的提议，他认为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，道古以害今，如果不加以禁止，将会导致主势降乎上，党与成乎下，统一可能遭到破坏 。为了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，李斯向秦始皇提出了焚毁古书的三条建议：除《秦纪》、医药、卜筮、农家经典、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外，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；谈论《诗》《书》者处死，以古非今者灭族，官吏见知不举者，与同罪；有愿习法令者，以吏为师 。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，一场大规模的焚书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。短短三十天内，中国秦代以前的大量古典文献化为灰烬，无数珍贵的文化典籍从此失传，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。

焚书事件的第二年，又发生了坑儒事件。秦始皇沉迷于求仙问道，希望能够找到长生不老之药，于是重用了一些方士。然而，方士卢生、侯生等人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，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、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，随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 。秦始皇得知后，勃然大怒，认为这些方士和儒生妖言惑众，于是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，最终抓获 460 人并将他们全部活埋于咸阳 。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秦始皇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，也使得秦朝的统治在文化领域陷入了困境。

焚书坑儒虽然在短期内加强了思想控制，有利于秦朝的政治稳定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。大量的文化典籍被焚毁，许多珍贵的学术思想和历史记载就此失传，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。焚书坑儒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，加剧了秦朝的社会矛盾，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评价秦始皇时说：“始皇帝，自是千古一帝也。…… 祖龙是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。” 然而，对于焚书坑儒这一事件，他也认为是秦始皇的一大过错，“焚书坑儒，是秦始皇的暴虐行为，对文化的破坏不可估量” 。

秦始皇的文化举措，“书同文” 与焚书坑儒，一个促进了文化的统一与交流，一个却对文化造成了严重的摧残。这两件事犹如天平的两端，反映出秦始皇在文化政策上的两面性。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始皇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也成为了后世研究和评价秦始皇的重要依据。

军事成就：北击匈奴与南征百越

秦始皇嬴政的军事成就，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，屹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。他不仅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果断的决策，统一了六国，还在边疆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军事行动，其中北击匈奴与南征百越，成为了他军事生涯中浓墨重彩的篇章。

战国时期，北方的匈奴逐渐崛起，成为了中原各国的心腹大患。他们以骑兵为主，机动性强，经常侵扰秦、赵、燕三国的北部边境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匈奴的威胁愈发凸显。为了消除这一隐患，巩固秦朝的北方边疆，公元前 215 年，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 。

蒙恬，这位出身于将门世家的将领，自幼便受到军事熏陶，对兵法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悟。他深知匈奴骑兵的优势和弱点，因此在出征前，进行了充分的准备。他精心训练士兵，提高秦军的战斗力；同时，对北方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侦察，制定了周密的战略计划。

战争伊始，蒙恬率领秦军迅速出击，如同猛虎下山般勇猛无畏。秦军以战车开路，箭矢如蝗，步骑大军随后掩杀，这种强大的攻势让匈奴军队猝不及防。在秦军的猛烈攻击下，匈奴军队节节败退，秦军成功收复了河套地区 。河套地区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，是北方的重要战略要地。收复河套地区后，秦朝在这里设置了郡县，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管理和控制。

然而，匈奴并不甘心失败，他们时常侵扰边境，企图夺回失去的土地。为了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，蒙恬继续率军北进，渡过黄河，攻占了高阙、阳山、北假等地，将匈奴势力驱赶至漠北地区 。这一系列的胜利，使得匈奴元气大伤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南下侵扰秦朝边境。正如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所说：“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；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” 蒙恬的赫赫战功，不仅保卫了秦朝的边疆安全，也为后世树立了抗击外敌的典范。

为了巩固北方边防，秦始皇下令将秦、赵、燕三国的旧长城连接起来，并加以修缮和扩建，修筑了西起临洮，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。长城犹如一条巨龙，蜿蜒盘旋在北方的崇山峻岭之间，成为了抵御匈奴的坚固防线。长城的修建，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更是凝聚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。它不仅是一道军事防御工程，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。

在北击匈奴的同时，秦始皇也将目光投向了南方的百越地区。百越，是对生活在长江以南沿海一带众多部落的统称，这里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，他们各自为政，时常侵扰秦朝的南方边境 。为了拓展秦朝的疆域，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控制，秦始皇决定发动南征百越的战争。

公元前 219 年，秦始皇任命屠睢为主将，赵佗为副将，率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，向百越地区进军 。秦军一路势如破竹，迅速攻占了东瓯和闽越地区（今浙江、福建一带），并在此设置了闽中郡 。然而，在进攻南越和西瓯地区（今广东、广西一带）时，秦军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。

百越地区地形复杂，山峦起伏，河流纵横，交通十分不便。秦军的战车和骑兵在这里难以发挥优势，而百越军队则熟悉地形，善于利用山地和丛林进行游击作战。此外，南方气候湿热，疾病流行，秦军士兵大多来自北方，对当地的气候和环境不适应，战斗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在一次战斗中，秦军主帅屠睢被百越军队偷袭，不幸战死，秦军遭受重创，被迫暂时撤退。

面对挫折，秦始皇并没有放弃。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的问题，他下令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灵渠 。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，它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，沟通了湘江和漓江，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，使得秦军的粮草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南方 。灵渠的开凿，不仅为秦军南征百越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，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公元前 214 年，秦始皇再次派遣任嚣和赵佗率领秦军进攻百越 。有了灵渠的支持，秦军顺利进军，经过艰苦的战斗，终于征服了南越和西瓯地区。秦朝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南海、桂林、象郡三郡，将岭南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。为了巩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，秦始皇还下令从中原地区迁徙大量的百姓到岭南，与当地的越人杂居。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，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。

秦始皇北击匈奴与南征百越的军事行动，极大地拓展了秦朝的疆域，使秦朝的领土东至东海，西至陇西，北至长城一带，南至南海 。这一辽阔的疆域，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说：“始皇帝，自是千古一帝也。” 秦始皇的军事成就，不仅彰显了他的雄才大略和卓越的领导能力，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。

晚年迷踪：长生之梦与身后危机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秦始皇嬴政站在了权力的巅峰，却也逐渐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。曾经那个意气风发、横扫六国的霸主，在晚年陷入了对长生不老的极度渴望之中。

在古代，人们普遍相信神仙的存在，认为神仙居住在山海之间，拥有超凡脱俗的能力，能够长生不老。这种观念深深影响了秦始皇，他渴望通过寻找仙丹或仙药来获得永生，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权力 。从公元前 219 年到公元前 210 年，秦始皇在四次东巡中始终伴随着一项寻找 “长生仙药” 的活动。他不仅派遣方士徐福等人出海寻找仙药，还在国内广招术士，企图通过炼丹、修炼等方式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。

徐福，这位齐地的方士，深知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渴望，于是上书称东方海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仙山，山上住着神仙，藏有不死之药，他愿意前往求取献给秦始皇 。秦始皇大喜，立即批准了徐福的请求，命他率领童男童女出海求药。徐福第一次出海，因风大浪急失败而归。但他为了逃避惩罚，欺骗秦始皇说：“臣在海中遇到海神，海神告知‘以美好童男童女和各种工匠用具作为献礼，就可以得到仙药’。” 求药心切的秦始皇并未怀疑，再次满足了徐福的要求，让他带着三千童男童女以及五谷种子、各类工匠再次出海。然而，徐福这一去便再无音信，传说他来到了 “平原广泽”，也就是现在的日本，在那里自立为王，再也没有返回中国 。

除了徐福，秦始皇还重用了燕地的方士卢生。卢生多次出海寻找仙人，却始终空手而归。为了敷衍秦始皇，他带回了一本《录图书》，称这是一本可以预测未来的谶书，上面写着 “灭秦者，胡也” 。秦始皇认为这里的 “胡” 指的是北方的匈奴，于是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，修筑长城，以抵御匈奴的入侵。后来，卢生又以各种理由推脱找不到仙药的原因，还与侯生私下讥讽秦始皇刚愎暴戾，随后偷偷逃走 。秦始皇得知后，勃然大怒，认为这些方士和儒生妖言惑众，于是下令将在咸阳的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全部活埋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 “坑儒” 事件 。

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追求，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，还导致了他对术士和方士的过度依赖，使得朝廷内部出现了不少奸佞之徒。这些人利用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渴望，大肆敛财、欺压百姓，加剧了秦朝的社会矛盾。同时，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痴迷也分散了他的精力，使得他在晚年时期对朝政的掌控力逐渐减弱，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。

公元前 210 年，秦始皇在完成了他的第五次全国巡游后，不幸在途中病倒。此次巡游，秦始皇带上了左丞相李斯、右丞相冯去疾以及他最宠爱的儿子胡亥 。当巡游队伍到达沙丘（今河北省广宗县一带）时，秦始皇的病情急剧恶化，最终驾崩于沙丘宫 。秦始皇的突然离世，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 —— 沙丘之变。

秦始皇驾崩后，随行的赵高和李斯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。他们深知，如果消息传出，必将引起天下大乱，尤其是秦始皇的众多儿子们可能会为了争夺皇位而展开激烈的争斗 。于是，赵高和李斯决定封锁消息，秘不发丧。他们将秦始皇的尸体放置在辒辌车中，让宦官陪乘，一切如皇帝在世时一样 。车驾迅速西行，直奔咸阳。

赵高，这位中车府令，素来得到胡亥的信任，却又怨恨蒙氏兄弟。他深知，如果太子扶苏继位，自己将失去权势，因为扶苏与自己向来不合。而胡亥昏庸无知，若胡亥继任帝位，则容易控制 。于是，赵高劝说胡亥，让他诈称始皇遗诏命杀掉扶苏，立胡亥为太子。胡亥同意了赵高的计策 。随后，赵高又去游说丞相李斯，他对李斯说：“皇上赐给扶苏的诏书及符玺都在胡亥那里。定立太子之事只在您我口中的一句话罢了。这件事将怎么办呢？” 李斯起初坚决反对，但赵高以李斯的才能、谋略、功勋、人缘以及获扶苏的信任都比不上蒙恬为由，威胁他若扶苏即位，李斯将难以保住丞相之位 。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地位，最终屈服于赵高的威逼利诱，与他共同谋划，伪造了秦始皇的遗诏，立胡亥为太子，赐死扶苏、蒙恬 。

扶苏接到诏书后，悲痛万分，他虽对诏书的真实性有所怀疑，但为人仁孝，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 。蒙恬则拒不从命，被囚禁起来，最终也被杀害 。赵高和李斯的阴谋得逞后，胡亥顺利继位，即秦二世 。然而，秦二世的统治昏庸无道，他在赵高的操控下，实行残暴的统治，加剧了秦朝的内部矛盾和社会动荡 。他继续建造阿房宫，搜刮民脂民膏，百姓苦不堪言 。在赵高的专权下，秦朝的政治日益腐败，忠臣良将被纷纷冤杀，军队士气低落，战斗力下降 。

公元前 209 年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起义，以扶苏、项燕为名，振臂一呼，天下响应 。农民起义的烽火迅速蔓延，六国旧贵族也纷纷趁机复国，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。公元前 207 年，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入咸阳，秦二世胡亥被俘后自杀，秦朝宣告灭亡 。曾经辉煌一时的大秦帝国，在秦始皇死后仅仅三年便土崩瓦解，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。

沙丘之变，无疑是秦朝命运的转折点。它不仅改变了秦朝的政治走向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。秦始皇一生的雄图霸业，最终却因身后的一场政变而化为泡影。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，如同昙花一现，在历史的长河中匆匆而过。然而，秦始皇的功绩与过错，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，成为了后世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。

千秋功过：评说秦始皇

秦始皇嬴政，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，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澜壮阔的故事，其功绩与过错犹如交织的经纬，共同编织出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。他的一生，是英雄的史诗，也是时代的悲歌。

秦始皇的功绩，如同一座巍峨的高山，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令人瞩目。他统一六国，结束了长达五百多年的诸侯割据混战局面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—— 秦朝。这一壮举，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，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统一六国后，秦始皇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，如实行郡县制，加强中央集权，使得国家的政令能够畅通无阻地传达至各个角落；统一文字、度量衡、货币，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，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说：“始皇帝，自是千古一帝也。” 他的这些功绩，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，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的楷模。

秦始皇在军事上的成就同样令人赞叹。他北击匈奴，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将匈奴赶出河套地区，收复了大片失地，并修筑了万里长城，抵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，保障了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他南征百越，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国版图，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。这些军事行动，不仅拓展了秦朝的疆域，更彰显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卓越的领导能力。

然而，秦始皇的一生并非只有辉煌的功绩，他的过错也同样不可忽视。他的暴政，如同一把沉重的枷锁，压在百姓的身上，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他大兴土木，修建阿房宫、骊山陵墓等大型工程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使得百姓们生活困苦，民不聊生。据史书记载，修建阿房宫时，“蜀山兀，阿房出”，无数的百姓被征调去服劳役，许多人累死在工地上。他还实行严刑峻法，法律严苛，刑罚残酷，百姓稍有不慎就会触犯法律，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这种暴政，使得秦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，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。

秦始皇的 “焚书坑儒” 事件，更是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。他为了加强思想控制，听从李斯的建议，下令焚烧除秦国史书、医药、卜筮、种树等书籍以外的各国史记和民间私藏的《诗》《书》百家语，导致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失传。他还坑杀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，这一行为严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，阻碍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“焚书坑儒” 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，也让秦始皇在后世留下了残暴的骂名。

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追求，也让他在晚年陷入了迷信和荒诞之中。他多次派遣方士出海寻找仙药，耗费了大量的钱财，却始终未能如愿。他还重用方士，听信他们的谗言，导致朝廷内部乌烟瘴气，政治腐败。这种对长生不老的痴迷，不仅让秦始皇失去了理智，也让秦朝的统治陷入了危机。

秦始皇的一生，是充满争议的一生。他的功绩和过错，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的统一大业、政治制度、军事成就等，为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；而他的暴政、“焚书坑儒”、迷信长生等行为，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，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我们在评价秦始皇时，应该全面、客观地看待他的一生，既要肯定他的功绩，也要认识到他的过错。正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说：“及秦之季世，焚诗书，坑术士，六艺从此缺焉。” 秦始皇的功过是非，将永远成为人们研究和探讨的话题，他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下去，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而又复杂的星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