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那一年，发生在商丘的“人吃人”事件

那一年，发生在商丘的“人吃人”事件

说起“商丘地邪”，这是商丘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个词，商丘很多离奇的传说成为了百姓茶余饭后的议论纷纷的话题，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，历尽了沧海桑田。提起张巡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坐落在商丘古城南门外的张巡祠，是为纪念“安史之乱”中为保卫睢阳而殉难的张巡、许远等人所建。园内有唐代“安史之乱”时因守睢阳而殉国的张巡之墓。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讲一讲发生在那个时候的“人吃人”事件。

安史之乱

张巡守睢阳到底吃了多少人?

尹子奇率13万叛军，于至德二年(公元 757年)正月二十五日进攻睢阳。张巡得睢阳太守许远告急，旋率将士3000余赶赴睢阳。宁陵至睢阳很近，即使步兵，半日亦足以赶到了。与许远合并一处后，将士共6800人。即日与叛军接战，连续拼杀十六昼夜，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，杀死士卒2万余人，“获车马牛羊”。尹子奇攻城不下，承夜退去。其退兵时间，应在二月之中。

此次接战，张、许大获全胜，且收获车马牛羊。虽未云具体数目，但除作战斩获之外，因叛军为连夜撤军，以其10余万众的规模，所遗亦应可观。舍马可充战马外，牛羊则可充军粮。而睢阳城内存粮本有六万斛之多，当时一斛约等于现在的60升，六万斛即合现在的 360万升。但虢王李巨坚持要将存粮的一半分给濮阳、济阴二郡，许远虽据理力争，卒无济于事，因此睢阳只剩下一半存粮，相当于现在的180万升。《新唐书》谓“巡始守睢阳，众六万”，即是军民之总数为六万左右。除去张巡带来的3000人，原来的5万余人可用存粮支持半年。多了张巡的3000人后，即使支持不了半年，也应可支持五个月。故粮尽之日，应在七八月之间。闰八月南霁云对贺兰进明说睢阳“不粒食已弥月”，时间是差不多的。存粮殆尽时，“士日赋米一勺，龁木皮、煮纸而食”，“罗雀掘鼠，煮铠弩以食”，“才千馀人，皆癯劣不能彀”。按此处“千余人”，力不能拉弓，当指将士而言。

南霁云两次外出求援。时间为八月和闰八月，其第二次求援归来，为闰八月十五日。南霁云在真源令李贲处得马百匹，又在宁陵借得三千兵，而最终杀入睢阳重围的只有约一千人。但他们同时“驱贼牛数百入”，抢粮心切，夺叛军之牛，应是他们损失惨重的原因。但这数百头牛，加上战马，因值夏日，若善藏腌制，舍百姓不计，应可支持2000将士一段时间。而城破之日为十月九日，据闰八月十五日不足两月。此类缑粮应是差不多的。

尹子奇于正月、三月、七月三次包围睢阳，其中前两次围城皆被张巡击退。而七月的解围尤其重要，当时尹子奇被射瞎一目，仓皇败退，而睢阳粮尽，正可乘机调粮。中原城邑众多，宁陵等地仅数十里之遥远，野麦已苞可食，皆应有得粮的希望。而七月六日尹子奇重新围城，同时即发生“士多饿死，存者皆痍伤气乏”的惨状。我认为此时的主要问题已不在粮食，而在疾病。杀戮太甚，死者枕籍，又值盛夏，极可能发生疾疫流传。且守军接战数十场，常主动出击，而未闻败绩。守军远远少于叛军，若主动出击导致自己死伤严重，则张巡岂敢如此?故守军由6800锐减为一千人，疾疫应起了更大的作用。而随着病死将士日众，有贼牛战马在，则军粮问题日益次要。要知道，在睢阳将士最饥饿的闰八月，南霁云尚带50精骑冲出敌阵搬救兵。50匹马，可以奔赴远邑，足见饲料尚可供应。而其时城中，既未吃马，也未如木皮、纸张那般吞食马饲料。正因为是疾病的问题，所以拥有贼牛战马的最后时光，叛军破城时，却发现守军“病不能战”，兵疲已极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不是疾疫而只是饥饿，则一千兵，吃上万人，天天饱餐人肉，会疲惫至此?

而张巡杀妾则在七月粮尽之时。当时“士多饿死，存者皆痍伤气乏”，张巡便献出爱妾。我认为此处，当高度注意“痍伤气乏”四字。唐军与叛军大小数百战，战事非常频繁，死人自应无算。饥饿难耐，尽有尸体可食，何必生杀侍妾!然人肉治病之说，早有源流。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张杲《医说》，谓唐开元中，明州人陈藏器着《本草拾遗》，载人肉疗羸瘵。自此闾阎有病此者，多相效割股。“割股”云云，即指生人之肉。后世相传之以人血起沉疴者，亦属此类，这一恶习遭到鲁迅的痛斥，众人皆知。张巡所杀之妾，许远所杀至僮，皆生人中之尤为鲜活者，与死尸截然不同，此必与起将士之羸病沉疴有关。则其杀人之心，固有愚昧之嫌，但一则出于对士卒的热爱，二则绝非以人肉充军粮，自古以来对他的非议和诟病，实非公断。

然而“凡食三万口”之说，又从何说起呢?闰八月后，一千多守军，有贼牛战马垫肚子，若还不够，哪里需要吃那么多人。就算上七、八两月，善藏腌制，也决计吃不到三万人!我认为，城中百姓原有五万余，尹子奇两次退兵时，若干百姓逃难而去是极有可能的，剩下的三万百姓赶上七、八、闰八这最艰苦的三个月，士兵以贼牛战马自飨，尚难自给，绝不会分口粮与百姓。故百姓“人相食”是一定的。实际上，睢阳存粮不足，最初就有预估，上半年能否公平分给百姓，都是个极大的未知数!张巡的第一宗旨是守住睢阳，认为睢阳是“江淮保障”，故直到最后都不愿放弃睢阳而“东奔”。因此，张巡首先要保障的，是他的士兵，而不是睢阳百姓。对士兵的热爱，让他献出了爱妾，但要说他带头吃掉了三万百姓，这殊不足信。

爱妾也是生命，不过妾实际上是高等奴婢，中国在20世纪前，从未根除奴婢传统，奴婢几乎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。张巡的“人”的观念欠缺，后人如王士祯就编了一个爱妾转世报仇的故事来批判他，这是很中肯的。但是如王夫之等人，非要说张巡不应该吃掉满城的人，就有些失察了。如果要说唐朝当时就对张巡存有非议，我觉得是因为张巡与虢王李巨等亲贵，曾因为将士表功等问题发生冲突，上层路线走得并不好，从而影响了朝廷对他本人的表彰。到后来韩愈等人为他辩护，却又流于道学，通篇义理而不见考证。而通过“人相食”而活下来的四百百姓，也绝对不会跟人说是自己吃自己，反正张巡已经死了，有什么罪恶也让他一肩挑了吧!

吃人者张巡

是英雄还是魔鬼?

睢阳之战，历时10个月，前后大小400余战，张巡、许远以不足万人之众，抵挡了尹子奇的十几万大军(初13万，后增兵数万)，且斩杀敌将300、毙敌12万人，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寡敌众、以弱制强的经典战例。

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，史书对张巡作出了很高的评价，称他“推诚待人，无所疑隐;临敌应变，出奇无穷;号令明，赏罚信，与众共甘苦寒暑，故下争致死力”。

然而，张巡为了坚守睢阳而不得不吃人之事，却在他身后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千百年来一直饱受争议。首先，肃宗朝廷在是否该追认他为功臣这件事上，产生了很大争议。贬张者认为“张巡以守睢阳不去，与其食人，曷若全人”，挺张的人则认为，“巡以寡击众，以弱制强，保江、淮以待陛下之师，师至而巡死，巡之功大矣”，而且吃人之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所以应该为他记一大功，并且树碑立传。

这场争议很快就有了结论—挺张的人赢了。“众议由是始息”，张巡当之无愧地成了大唐王朝的功臣。

可是，李唐朝廷对张巡的承认，并不能消除后世对他的指摘。

时至今日，“贬张派”和“挺张派”依然是针锋相对的。前者认为，张巡为了保全自己的忠义，不惜以平民的生命为代价，是一种典型的为了理想而拿别人献祭的做法，与法西斯无异。后者则认为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，今天的人不应该以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，因此在当时那种极端的情况下，张巡的做法情有可原，无可厚非。

古往今来

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张巡呢?

一方面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张巡死守睢阳的战略意义。因为睢阳是江淮门户，而江淮是帝国的财赋重镇，一旦睢阳失守，燕军必定长驱直入，横扫江淮。到那时，像贺兰进明、许叔冀、尚衡这种拥兵自重、见死不救的家伙，断然是非败即降。倘若如此，远在西北贫瘠之地的肃宗朝廷立刻会失去江淮地区的钱粮供给，届时非但没有实力收复两京，甚至连朝廷本身都会有瓦解之虞。因此，张巡在睢阳坚守10个月，并牢牢牵制燕朝十几万大军，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。假如张巡早早败了、逃了，或是投降了、自尽了，那么整个战争的形势必会全然不同，李唐朝廷收复两京的日程也将被无限期推迟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却不得不说，张巡以人肉充当军粮的做法虽然情有可原，但却理无可恕!实际上，不需要用今天的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，只须用古代的儒家思想，就很容易发现张巡此举在道德上的缺失。众所周知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“仁者爱人”，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而被张巡他们吃掉的三万老弱妇孺，肯定不是自愿的，所以张巡的做法显然已经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古今中外，无论是在一般情况还是在极端情况下，张巡吃人的做法都应该受到谴责。换言之，张巡此举虽然可以理解、值得同情，但他并不能因此逃避道德审判。这道理就跟过失犯罪一样，可以酌情减刑，但绝不能宣判无罪。

最后，如果要给张巡盖棺定论的话，我们仍然要送给他两个字—英雄。

说得更准确一点，他是一个悲剧英雄，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悲剧英雄。

张巡虽然在道德上有所缺失，但他的人格和精神却永远值得后人崇敬与缅怀。因为，他在山河破碎、国家危难的时刻，主动站到了平叛战争的第一线，以一种坚韧不拔、永不放弃的精神，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磨难，肩负了常人难以承担的重任，最后又创造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历史功绩。所以，他完全有资格进入英雄的殿堂，接受后人的崇拜和仰望。即便是道德上有缺失，也无损于他那彪炳千秋的精神光芒。

来源：商广网